2023年5月5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 ，2001年、2013年颁布的作品限制出境的鉴定标准作废，重新定义作品限制出境名家，「艺周刊」联合艺周刊美术馆逐一推介，以飨读者——

　　他是代表作不准出境者，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位中央主席，是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最初提议者，他是博学多才的大家，在文学、金石学、哲学、诗词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他融古出新，写出了一种新典范。他就是集国学家、书法家、教育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马叙伦——

　　马叙伦自幼好书，开蒙之际便课八法。早年得力于欧。作书腕肘并悬，指臂齐运，擅楷、行兼及篆凝练。于秀丽中含劲健之姿，清远简穆，风神竣朗。一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于文字学、金石学、训诂学、老庄哲学、诗词等皆有建树。

　　早年唐楷的影响很深，后来随着学识阅历的增长，为摆脱唐人的影子，又转而攻北魏诸碑，从《龙藏寺碑》摹临起，以求用笔的沉着雄浑。成为被广泛认可的从政书法家之一。

　　马叙伦先生主张写字从写壁入手：“写壁实为无上善法。苟能书壁，则桌上悬肘作书，绝无难矣。”其书法艺术是近现代学者中的典范，沈尹默曾经称赞为“极清劲之致，为时所推。”

　　马叙伦先生的书法，卓然自成一家，既具北派的雄浑、劲健；又有南派的清丽、秀逸，尤以小楷行书为最佳。中年已“为世所推，称为善书”，他自谦说：“自幼好书，垂老得法。”

　　马叙伦绝对是一个有风骨，有品位的书法家，即尊重传统，运笔，间架有法度。同时，一笔一画有自己百味人生，一笔一画抒发自己情感，情怀，喜怒哀乐在笔画之中。

　　马叙伦，浙江杭州人，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政协副主席、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民进中央主席等职务。他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还是有很高成就的学者专家。

　　马叙伦从小入学读书，对文科特有兴趣，曾连升两级，成为特班生。他本想从政做官，尽忠报国。可后来他看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祖国遭受耻辱，就改变了主意，接受了革命思想，立志推翻卖国的清朝统治。

　　不久，他在学校因反对专横的学官，带头闹，被开除了。他索性到上海办起报纸，宣传革命思想；后来又去教书，还参加了同盟会，策划反清起义。辛亥革命后，他成了浙江都督府秘书，成了政府要员。可是马叙伦不愿做官，他想：

　　“现在清朝被推翻了，革命的目的达到了。我是教书的，不会做官，还是干本行吧!”

　　于是，他辞去了官职，先后到杭州、北京当教员，后来又到北京大学当了教授。他认真钻研各门学问，著书立说，一心要做个有成就的学者。

　　不料，到了1919年，国家又出了大事，日本在美、英、法等国支持下，要强占山东。北京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爱国心切的马叙伦又走出学校，投入了五四运动的洪流。

　　在五四运动中，马叙伦当选了北大教职员会主席，后来又成为北京市学校教职会主席。那些日子，他每天从早忙到晚，不是去慰问被捕学生，就是发表讲话，写文章，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

　　五四运动过后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因为忙于内战，拖欠了很多北京各校教师的工资。教职员们决定罢课索薪。马叙伦作为主要代表，和北洋政府交涉。北洋政府却置之不理。马叙伦于是主持会议，发表了《告国人书》，揭露军阀破坏教育的罪行。然后，他们就天天到教育部索债。

　　1921年6月3日，马叙伦等带领三万多教职员和学生到请愿，要求发放拖欠工资。当队伍来到新华门前的时候，军阀竟下令，一伙军警冲了上来。

　　“军警打人啦!”有人高喊。马叙伦因为走在最前面，被军警打中了头部，当时就倒下了。他被送进医院，从此落下了头疼的病根。事实教育了马叙伦，他认识到，只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中国才有希望。

　　由于马叙伦是有影响的教育家，北洋政府和后来的政府都曾经请他担任过教育部的次长(副部长)。马叙伦深知教育的重要，又切身体会过教师的苦处，就想到利用这一职务为教职员们做些好事。可是，他几次都没当长久。

　　1922年8月，马叙伦当了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可当时政局不稳定，他只当了四个月，内阁就辞职了，他什么事也没干成。1924年10月，他第二次上任，但他和军阀格格不入，不久就又辞了官。

　　1927年年底，马叙伦当了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他很想多做些事，每天总是老早地来到办公室，批公文，定计划，找人谈话，一天到晚不偷闲。办公桌上送来的公文都是当天批完送走。件件事情有着落，工作完了才回家。两年之内，他主持完成了大学学制改革，还研究计划了国民教育改革问题。可就因为太认真，他又干不成了。有一次，中央党部把考试院长拟的一份国民教育发展计划送交教育部，并批示：要照办!马叙伦很不高兴地说：

　　“这份计划怎么样是另外的问题。单说国民教育发展计划不经国民政府行政系统转来，而中央党部直接发号施令的做法，就绝不能接受。”

　　主席，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是党、政、军的总头头。他一向独裁成性，谁也不敢不照办。这次他又不照章办事，随便批条子。教育部长很为难，就问马叙伦：

　　“你看怎么办?”马叙伦毫不迟疑地说：“部里开支都有预算规定。这个数目虽然不大，可是就凭这么一张纸条，怎么能随便支出?搁着吧，不会有问题的。”

　　这样的事还有好几次。顶撞了顶头上司，麻烦就来了。许多人说他不会做官，对他很不满。

　　袍是指官服，笏(ｈù)是古代大臣上朝拿的手板。袍笏是官的象征。这首诗的意思：我生性耿直不会逢迎，从此再也不做官了。

　　马叙伦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和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后又任首任高等教育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马叙伦毅然投身抗日救亡洪流，教书不忘革命，时刻保持民族气节，为中华民族解放伟大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侵占辽、吉两省大片土地。1932年年初，锦州沦陷，东北落入敌手。此时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马叙伦痛感山河破碎，国事陵替，不能再以全部精力投入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

　　1933年，热河失守，日军飞机常常侵入北平，但是政府官员仍歌舞升平，并顽固坚持反人民的内战。马叙伦痛心疾首，愤然写道：“可怜歌舞弃金城，边月仍圆岁月更。我自年年歌当哭，旁人错认绕梁声。”

　　1934年农历除夕，一些上层人物为庆贺新年，彻夜歌舞，燃放爆竹不绝。马叙伦忧虑北平将被日军践踏，写道：“病起思清睡，连绵爆竹声。久忘求利市，误喜复名城。蒿目当来日，伤心此旧京。会看歌舞地，荆棘欲纵横。”

　　不久，中国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马叙伦读到秘密获得的《八一宣言》，犹如在难明的长夜里看到曙光，非常兴奋，热烈拥护。

　　北平地下党组织为响应《八一宣言》，发动群众，在教育界由杨秀峰等人出面与进步教授商议举行，以儆奸邪，挽救危局，并做了分工。许德珩、马叙伦、尚仲衣3位教授负责联系北京大学师生。马叙伦在北京大学师生中积极活动，倡导教书不忘革命，读书不忘救国，力主抗战。这对于促进师生树立抗日思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呼吁置若罔闻，同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1935年12月初，为迎合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派何应钦到北平，筹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亡国的阴云笼罩着整个华北。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国家领土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翌日，北京大学党组织召集全校学生大会，成立学生会，通过总罢课等决议。

　　学生罢课期间，马叙伦加紧在师生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这时的北京大学，已不同于五四时代。校长是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自然遵承政府旨意。但是，在教授中，因有爱国传统，主张抗日的仍占多数。一天晚上，教授俱乐部举行聚餐会，餐后讨论抗日问题。

　　马叙伦首先发言，他说，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最后关头，国共两党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北大教授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应该表明态度。他的发言得到许德珩、张申府、尚仲衣等进步教授的肯定。但是有人发言却说，国家大事应该由政府去主持，北大教授不必另作主张。马叙伦等人极力反对，严词驳斥。正义呼声一时压倒会场。会议主席见势不妙，而又无计可施，于是以其主持会议的权力，强硬压制马叙伦等人发言，更遭反对，后竟越出会议范围，拿出的权势压人。马叙伦毫不让步，猛烈回击。

　　过了几日，又是聚餐会，再次讨论抗日问题。会议主席按预谋计划拿出一张已拟好的《对日外交意见书》，向大家宣读。其内容都是报刊上常见的人云亦云、避实就虚一套，没有一条涉及抗战实际问题。马叙伦按捺不住内心愤慨，激动地说：“我们大学教授的身份，对于国事的主张，不能拾人‘牙慧’。”引起与会人员激烈争论。但因会议主席早有布置，争论无效，马叙伦愤然离席。

　　之后，马叙伦不顾病痛，怀着高度爱国热忱，冒着被解聘和坐牢的风险，辛苦奔波于抗日工作。他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的全力支持下，密切联系北平教育、文化、新闻等各界抗日爱国人士，酝酿成立救国会。

　　1936年1月27日，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在北平大学举行。马叙伦代表主席团报告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的宗旨和成立意义。经大会讨论，通过会章，选出马叙伦为主席。发表了由马叙伦等149人署名的长篇宣言，指出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是下了牺牲的决心的，任何压迫，无所畏惧。我们大家都希望：全国文化界人士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不要偷安退缩准备做亡国奴才。

　　“华北的民众，全国的民众，起来，赶快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挽救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争取我们的自由！”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的成立，使华北人民受到极大鼓舞，推动华北抗日爱国活动更加广泛开展起来。

　　1936年1月28日，马叙伦等人应邀出席北平学联召开的纪念上海“一·二八”抗战四周年大会。马叙伦即席演讲，慷慨陈词：现在国家危急，十倍于昔。个人虽然老朽，誓愿和同学们共赴国难。会后，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与北平学联共同发起组织“华北民众救国联合会”，得到广大爱国群众热烈响应。

　　1936年五四前夕，北平学联议决各校分别举行纪念五四活动，北京大学纪念大会准备在二院大讲堂召开。政府当局对此极端恐惧和仇视，会前，在北平市内各主要街道均加岗警，戒备森严；又令军警将北京大学一院、二院、三院分隔包围，严禁出入，并将大讲堂的椅凳全部搬空。但800多名爱国学生冲，勇敢奔入会场，站立开会。

　　马叙伦到会慷慨陈词：“五四运动距今已十七周年，值得吾人纪念者，唯其伟大之精神——‘解放’运动。彼次运动之所以成功，以其能于黑暗中刻苦奋斗。今日环境之险恶，尤百倍于昔，吾人须具更大之坚决信念，光大五四精神。伟大运动绝非高度压迫所能消灭者也。”与会学生，深受鼓舞，群情激昂。马叙伦热切勉励学生：“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救中国。”当时，已是夜晚，风雨交加，讲堂外军警环伺，但马叙伦正气凛然，毫无惧色。

　　1936年秋，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慢慢的升高，但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扩大反蒋抗日力量，党员和爱国人士王昆仑、许宝驹、周一志、郭春涛等人在南京积极活动。他们邀请已回到杭州的马叙伦也参与此事。

　　马叙伦到南京后，大家一起分析了形势和四川省主席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情况。辛亥革命以来，一向是“川人治川”，但蒋介石为控制四川，已设法“和平”开入其军队，又要刘湘出兵“剿共”，借以削弱地方实力，刘湘对此非常不满。由此看来，刘湘正是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

　　鉴于以前王昆仑、冯雪峰做过团结刘湘的工作，刘湘曾提供6万银圆作为抗日经费，以及王昆仑曾与因公事来南京的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密谈等情况，王昆仑等人推举德高望重的马叙伦入川劝说刘湘抗日。马叙伦探询王昆仑对未来政治路线的意见，王昆仑爽快地答是“红”的。马叙伦心中顿然有底，决意去四川。

　　10月27日，马叙伦以游览为名，飞赴成都。因刘湘突发胃病，正住院医治，不得相见。数日后，刘湘胃病渐好。马叙伦第一次去会见时，刘湘仍由人搀扶，体力衰弱。他和刘湘分析了形势，说明促蒋抗日的必要性。但因素昧平生，两人没有深谈。第二次相见时，刘湘在谈话中顾虑颇多。马叙伦从刘湘的地位、环境、前途等方面因势利导，晓以利害。在不断工作下，刘湘以钱和面粉支援抗日，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马叙伦赴川后，成都电台和许多学校都邀请他去演讲。他借此机会大力宣传抗日。一天，黄埔军校成都分校来人请马叙伦去演讲。马叙伦知道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不仅是学校，更是蒋介石的重要军事机关。他认真考虑后决定仍去演讲，主要讲了三点：一、军人自身就是民众。二、军人是民众的一部分，分工是做保护全国民众的；而军校是研究学习保护全国民众技术的。三、武力是民众的，须保护民众；现在国难严重、民族临危，大家应负起保卫国家的责任等。言辞恳切，含意深刻，许多学员为之感动。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抗日，把蒋扣押在西安。这时，马叙伦已经回到杭州，许宝驹等朋友又电邀他去南京。当时，南京中央矛盾重重，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讨伐”张、杨，以扩大内战，进一步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16日，何应钦下令中央军开赴潼关，向华阴、华县挺进，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局势异常严重。中国以抗日大局为重，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因此，许多靠近中国的爱国人士也努力促进和平方针的实现。

　　马叙伦到南京后，朋友们希望他再赴四川，劝说刘湘反对内战，从四川牵制何应钦。马叙伦以民族利益为重，告别病危的老母，12月21日，再次入川。23日，面见刘湘，知其已发出通电，申明四项主张。25日，又闻蒋介石已被迫接受六项和平解决条件被释放。马叙伦为抗战有望而喜悦，又为还我河山之志至今未酬而痛惜，两种复杂心情交集，重返杭州。

　　1937年8月9日，发生上海虹桥机场事件，杭州即将被日军攻陷，马叙伦迁居上海法租界拉都路383弄。8月13日，日军以虹桥机场事件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大举进攻上海。11月12日，上海被占领。我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这时的上海，日本侵略者任意横行，马叙伦悲愤不已，决心不仕敌伪。为掩人耳目，蓄起胡须，更名邹华孙，隐居不出。他认为“报国之术，不限同途”，虽年过半百，贫病交加，但所志不移，身居斗室，继续从事浩瀚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工作。他曾有诗云：“年年竹箧纵萧疏，所至还携一担书。报国不堪骑大马，伤心烽火注虫鱼。”

　　在开展学术研究之余，马叙伦还写下许多爱国诗篇，积极为抗日救亡鼓与呼。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马叙伦深恨蒋介石集团长期执行不抵抗主义，祸国殃民，致使日军大举进犯华北。作《闻惊》诗一首，严加斥责，辛辣讽刺：“卢沟桥畔月沉西，蓦地轰雷归梦微。帘外任教风雨急，主人高枕正如泥。”7月30日，平、津同时失陷。奋起抗日的将领赵登禹、佟麟阁，因弹尽援绝战死疆场，人民群众深切怀念，而南京国民政府却置若罔闻，不加褒奖。马叙伦甚感不平，寄诗悼之：“援绝将军死战场，旁人漫道姓名香。黄泉正是伤心地，不尽云台作国殇。”

　　1938年1月15日，南京失守。马叙伦悲愤交集，写下诗句：“百官图籍尽西迁，十载繁华付劫烟。箫鼓秦淮今寂寂，可曾流落李龟年。”“极目荆榛寒雨中，故乡城廓起悲风。开年春到湖堤上，应恨空来无主翁。”表达了深深的忧国忧民之情。1939年农历除夕，他写诗曰：“人向书中老，贫从不屈来。酒边甘濩落，桑下尚迟回。中郎何惧死，太史亦鸣哀。若遂名山业，吾其从介推。”骨气浩然，气节不屈。1942年，他有诗曰：“除日年年例有诗，可怜五载似居夷。眼前风物萧疏后，座上衣冠慷慨时。漫道举家奔四海，又看绕墓尽南枝。奉天杀草如须我，驿路虽长不敢辞。”表达了急切驱除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的坚定意志。

　　马叙伦经过多年的社会实践和考察，艰苦生活的磨炼以及学习与研究科学，不仅保持了可贵民族气节，而且有了阶级观念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想基础。所以他能抵抗来自各方面的侵袭，傲骨凌霜，刚直不阿。

　　马叙伦来上海不久，华北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傀儡政府。马叙伦的好友汤尔和投降日本，出任伪教育总长。马叙伦闻讯，十分惊痛。一天，一位不速之客登门求见，送来汤尔和的信，马叙伦拆阅后沉默不语。来人说：“总长请您担任北大校长，希望您老即日命驾。”

　　马叙伦坚定地说：“我是为了坚持抗日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现在敌人全面进攻，困难严重，我岂能回到敌人刺刀下去混饭吃？请您回去上复汤总长，我是绝对不去的。但愿汤总长珍惜前程，保持晚节，我不写回信了。”来人悻悻而去。后来，马叙伦曾写《汤尔和晚节不终》一文，以儆效尤。

　　马叙伦虽困居上海，但革命之心不已。他曾在康脑脱路60号（今康定路近泰兴路处）开一小书店，取名“明德书店”，以掩护上海中国地下工作人员的电台，直至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入租界，书店始停业。1939年秋，一位抗日工作人员来沪做地下工作。因马叙伦有家眷在沪，所以请他帮助掩护，希望住在他家，他慨然应允。

　　在日本帝国主义招降政策下，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1940年3月11日，汪精卫的追随者陈公博由香港回到上海。住在马叙伦家的抗日工作人员考虑到陈公博曾是北京大学学生，马叙伦是他敬重的老师，所以嘱咐马叙伦邀请陈公博晤谈，劝说陈公博不要与汪精卫同流合污。

　　马叙伦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邀见陈公博，晓以利害，力劝陈公博停止卖国活动。陈公博多方辩解，还说“要师友出来帮忙”，请马叙伦出任伪立法院院长或上海市市长。马叙伦断然拒绝，说决不会出来帮日本人忙的，休要痴心梦想。如上海不能居，则当漂游四海，老骨心不足惜也。话音铿锵，就此告别。

　　马叙伦回家后，屡念民族危难和他与陈公博的师生之情，还想作最后规劝，遂写七律三首托人转陈公博。其中一首云：“立齐立楚竟何如？为帝为臣止自娱。讨贼使来侵岷廓，连横约就背商於。可使智囊蒙五鼎？愿将慧剑斩千狐。明朝我舣春江侧，同狎鸥波倒玉壶。”然而，仍是无效。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代理主席。陈公博任伪立法院院长兼政治训练部部长。马叙伦闻讯后，十分气愤，以诗怒斥：“垂老闻将割燕云，更输岁币更监殷。连横计就秦为长，和议称臣构署文。不师沫清归侵地，不学汪锜作国神。降表独修归命急，降王长已属他人。匹夫犒敌有弦商，擅结盟书史未尝。欲起宣尼问书法，春秋何例比刑章。”诗送出后，马叙伦即与陈公博断绝往来。同年12月，陈公博又兼任伪上海市市长。他几次托人向马叙伦致意，希望约期晤谈，马叙伦均婉言谢绝。

　　1944年春节时，陈公博忽然来到马叙伦家里。谈到时局，陈公博流露出悲观、暗淡的心情。马叙伦告以人民疾苦，劝陈公博及早回头。陈公博走后，马叙伦又写给他一封信，再次劝其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陈公博仍顽固到底。

　　此时，上海与后方消息隔绝，马叙伦几个大一点的儿女都在四川、云南等地，身边只有夫人和三岁。在敌伪统治下，纸币贬值，物价飞涨，生活艰难，虽有蔡元培帮助，得到庚款会协助科学工作者待遇费每月200元，但也时有断炊之虞。1944年农历除夕时，他有诗云：“索逋如梭灶断烟，娇儿犹噪过新年。怜她不知《人间世》，我且高歌《秋水篇》。”正陷入困境之时，忽见陈公博派人送来大米和钱。马叙伦当即制止卸车，将大米和钱如数退回。来人走后，马叙伦高吟屈原名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以自励。

　　当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曾赠诗马叙伦，赞曰：“贫为儒者分，不改岁峥嵘。大业归文字，多情为妇婴。问年新历计，避世旧名更。最是关心事，巴山报风声。”

　　1885年4月，马叙伦出生在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的杭州。他十岁丧父，母亲靠刺绣供他念书，他不负慈母期望,学习勤奋。戊戌变法后，杭州有了新式学堂,马叙伦进入著名的“养正书塾”(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读书。开始时他对从未接触过的数学、英文等课程感到困难，但他发愤追赶，不到半年，就在考试中连得了7个第一，连升两班，一年后就升为特班生。1901年，养正书塾改为杭州府中学堂，当时学堂特设了师范生班和预备生班，马叙伦被选为师范生。师范生是最优秀的学生，除了本身的学习外，还要担任预备生的教师，指导这些小同学的学习。后来，由于不满学校压制民主、随意开除学生，马叙伦等人代表大家写呈文向当局控告学校，同时许多学生还离校以示抗议。校方见事态扩大，就用分化手段使部分学生回校上课，马叙伦等坚持斗争的学生被开除学籍。从此，追求真理、求知若渴的青年马叙伦失去了在校读书的机会,愤然走上了社会。

　　1902年，年仅17岁的马叙伦为赡养母亲弟妹，来到上海担任《选报》的编辑，不久就担任了《新世界学报》的主编。当时的上海是各种思潮集中角逐的场所，马叙伦身临其境，感到耳目一新。而办报又使他较为广泛地接触了社会，除了接触革命党人、维新派人物之外，他还读了很多进步书刊，并积极参加爱国活动，时常与蔡元培、章太炎等人讨论国事，受到了许多教益。后来，他办《国粹学报》，邀章太炎、柳亚子等人写文章,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希望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寻找到反清反帝的武器。

　　1906年下半年，他应邀至广州两广师范馆和方言学堂教书。方言学堂的学生中有许多是同盟会会员，他与学生不仅有良好的师生关系，而且也有共同的革命思想。

　　1908年，马叙伦回到杭州，在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并兼任《浙江日报》社论主笔等职。他除了教学和写稿，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当时杭州的秘密革命组织常在西湖边的白云庵、彭公祠和三潭印月等处集会，讨论革命的思想和实际斗争问题，马叙伦都积极参加。1910年，他参加了由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的南社。南社是以江南知识分子、知名人士为基础，以文学为阵地的进步团体。1911年夏，马叙伦专程赴日本会见章太炎，商讨革命策略，经章太炎先生的介绍而加入了同盟会。回杭州后，马叙伦立即投人了江浙两省民众掀起的爱国护路运动。武昌起义后，他与汤寿潜、陈介石等人在杭州共同发起组织民团活动，准备响应起义。他还与汤尔和、楼守光三人分别担任城区巡防、联络驻军等任务。

　　可是辛亥革命的所谓胜利犹如昙花一现，马叙伦眼看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影笼罩着北京城，心中极为愤慨和悲痛，再也不能埋首教学和研究。马叙伦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做了许多工作:马先生的学生廖容当时在任职，经过他做工作，廖容回广东召集旧部，参加护国军，踏上了讨袁的征途；章太炎由于公开反对帝制，被袁世凯监禁，章以绝食相抗。马叙伦为营救章太炎做了许多努力，同时还设法去监禁处看望，劝章太炎进食，保存斗争的本钱。

　　1915年冬天，在袁世凯称帝之前，马叙伦辞去北大和北医专的两处教职以示抗议，时人称他为“挂冠教授”，北京、上海的报纸对此事都作了报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邀请马叙伦回北大任文科教授。马先生支持蔡元培的改革，成为教员革命新营垒内的中坚力量。五四运动爆发时，马叙伦被推选为北大教职员会书记、主席，以后又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的书记、主席。他出席各种会议，发表演说，写文章宣传反帝爱国的主张；他慰问被捕学生并参加对当局的谈判。在运动高潮时，马先生在北大文学院的教员休息室昼夜工作，当时北大对外的宣言、声明、抗议书等文字，大都出自马叙伦的手笔。他还机智地营救过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1920年一个傍晚，马叙伦偶然获悉军阀当局要逮捕陈独秀，情况紧急，陈独秀住得较远，如果直接去报信恐怕来不及，马叙伦焦急万分，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位北大的进步教授住得离陈独秀很近，而且住处有电话，就让这位教授立即通知陈独秀离开。当夜，反动军警出动抓人却扑了个空，陈独秀已经离京脱险了。

　　五四运动后，马叙伦受北京教育界的信任和推举，领导了颇有影响的“索薪运动”。在请愿时，走在队伍前列的马先生头部受伤，再加积劳成疾，头痛失眠加剧，只得回杭州休养。

　　1931年马叙伦第4次到北大任教，“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痛感祖国山河破碎，常以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的事迹激励学生。他热烈拥护中国的《八一宣言》，在北大教授的聚餐会上发言说: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国共两党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1936年后，马先生先后当选为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主席、华北民众救国联合国主席，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针对部分师生的思想提出了“教书不忘革命、读书不忘救国”的主张，对促进师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起了非消极作用。他还亲自两度入川，策动四川军阀刘湘加入反蒋阵线月，马叙伦迁居上海法租界，不久上海沦陷，他蓄须隐居，更名邹华荪(意即中华民族的子孙)。马叙伦的旧友汤尔和当了敌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特意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去上海，请马先生担任北大校长，马先生勃然作色，严词拒绝:“现在国难深重,我岂能到敌人刺刀下去混饭吃？请回复汤总长，我是绝对不去的。但愿汤总长珍惜前程，保持晚节。我不写回信了。”“不写回信”乃是决绝的表示。1940年3月，汪精卫的追随者陈公博到上海，陈原是北大的学生，他想请马叙伦出任伪立法院院长或上海市市长。马叙伦断然拒绝说:“我是决不会出来帮日本人忙的，休要痴心梦想。”并且以国家民族大义劝陈公博停止卖国活动，不要与汪精卫同流合污。后来陈自己做了伪立法院院长兼任伪上海市市长，他几次托人向马叙伦致意，希望约期与马先生晤谈，还派人送钱送米。尽管马叙伦当时生计艰难，时有断炊之虞，但是马先生将钱物如数退回，与陈断绝来往，高风亮节令人敬仰。

　　1945年日军投降。但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就调兵遣将，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马叙伦又积极地投人到“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他通过种种进步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以大无畏的精神抨击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及发动内战的阴谋。为适应斗争的需要，文化界的爱国民主人士希望成立比较永久性的团体，马叙伦和大家一起做了许多具体准备，并于1945年12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以马叙伦为首的14人被选为理事，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举起了反独裁反内战的旗帜。从此“民进”以一个政治组织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与马叙伦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马叙伦为制止内战以及祖国的新生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不惜流血牺牲。1946年6月，由马叙伦领衔的上海著名人士164人，发表了致蒋介石、美国特使马歇尔及各派要求和平的“呼吁书”，同年6月23日，上海各人民团体公推马叙伦为首的9人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在下关车站，反动当局唆使暴徒把马叙伦、雷洁琼等代表打成重伤。当夜，周恩来得消息后，立即向反动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翌晨两点，又与董必武、等人赶到医院探视慰问受伤代表。周恩来对马叙伦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不久，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从延安致电马叙伦等人表示支持和慰问。

　　马叙伦一生曾担任过多年的教育行政领导工作。他曾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三次担任北洋政府及政府的教育部次长并代理过教育总长。他又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高教部部长。在旧时代黑暗的官场，马叙伦敢于独树一帜，激浊扬清；对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1年，马叙伦任浙一师校长时，提倡民主办学，把北大“教授治校”的一套办法推行到一师，使一师迅速改观。经蔡元培、李大钊推荐,不久马叙伦又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他决心激浊扬清，改革教育。按官场旧习，新官上任，僚属也要重新更动，上司还要交下一批推荐名单，叫你不敢不用。马叙伦却坚持“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原则，对各方推荐一概不予敷衍，不徇私情。连省长、督办也深知他的脾气，不敢交下一张条子。不久，浙江发生大风灾，省立30所中学和11所师范学校的校舍多半墙倒屋塌，马叙伦除了报请省议会解决外，还亲自带人到萧山、绍兴两县视察。这在当时的教育界是前所未有的。

　　20世纪20年代，马叙伦数度在教育部任职，他认真解决各校困难，还做到了不欠薪。这在那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马先生特别爱护进步青年，注意掩护人的活动。教育部一次得到一个密件，说首领李寿常在各校活动，咨请教育部马上查办。马叙伦意识到“李寿常”就是“李守常”(即李大钊)的谐音，决然冒着风险拖延不办，并立即通知李大钊转移，使其脱险。但是他革新教育的理想，在军阀政权下只能成为泡影。1928年他又出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次长，他事必躬亲，案无留牍，在他的任期内完成了大学学制的改革，还为保存和发掘我国的文化遗产做了许多努力。但是，马叙伦因为不愿迁就官场中的种种陋习，事事秉公办理，为新军阀所不容。1929年冬，他赋诗一首:“袍笏登场又一回，未酬素志鬓先衰。身无媚骨难谐俗，从此柴门不再开。”作为他在旧社会仕途的结束语，就此毅然辞官回乡。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党和人民选择了德高望重和卓有成就的老教育家马叙伦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副主任、第一任教育部部长。1952年改任高等教育部部长。

　　旧中国留下的是民穷财尽、百废待兴的局面，要建设新中国就一定要重视培养和选拔各种人才，这就使教育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马叙伦这位爱国者和饱经忧患的老教育家，以强烈的事业心开始了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新征程。在党的领导下，他参与了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一系列调查研究和大政方针的部署工作，他有计划地主持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制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总方针以及各种条例、方案、办法等法规性文件，使人民的教育事业从起步开始就方向明确、有章可循。他还主持了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一律收归中国自己办理的工作，支持创办了新型的综合性大学一一中国人民大学。

　　马叙伦特别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当他看到一份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报告后很是着急,他了解到学生的课外活动过多，负担过重，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期间，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此后毛主席又两次就学生的健康问题亲笔写信给马叙伦：“……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时问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处理问题。”马叙伦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亲自组织教育部的们调查情况并提出具体措施:例如规定了学生的自习、睡眠、文体活动的时间表，减轻学生负担，改进学校食堂的伙食、卫生等。这些措施在马先生的督促下在全国各级学校得以迅速贯彻，学生的健康情况也逐步有了改善。

　　马叙伦历来对师范教育很看重。他在1951年就指出:“对于各级师资的培养与提高，是整个人民教育事业能否办好与能否发展的关键，是整个教育建设的中心环节。”他还很关心小学教师的生活和政治待遇，认为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小学教师的工作很繁重，生活很艰苦，必须努力设法改善他们的待遇。马叙伦殚精竭虑、不辞劳苦的工作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马叙伦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教部部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民进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等数十个职务，他对国家大政方针积极发表意见，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叙伦是政协筹备会第六组组长，主持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的方案。经过他们反复讨论确定的方案，最终都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并予以公布。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发言：“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就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这个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竟与马先生有着这么密切的关系！

　　马叙伦也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态度严谨的学者。他在语言文字学、老庄哲学、诗词、书法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著作甚丰，他的巨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在我国文字学中有突出地位；他在金石甲骨文的研究中也做了空前的尝试；他精研老庄哲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是爱国诗人，诗作富有时代特色；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笔势劲逸，风神飘洒，被誉为“今世王绍宗”(王绍宗是唐代书法名家)。

　　近日，由浙江省话剧团演出制作的《马叙伦》再度进京演出。该剧以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和首位中央主席、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生平为蓝本，用话剧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伟大杰出民主人士的动人传奇，剧作呈现出令人赞赏的精致艺术品相。

　　马叙伦的经历漫长而曲折，形象伟岸而崇高，要在话剧舞台上塑造好这样一个人物并非易事，该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调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表现人物。剧中，一方面让少年、青年、老年三个不同年龄段的马叙伦，处于同一时空进行富有意味的对话，以求尽力打破线性叙事的固有局限，在现实与历史相勾连的视角下对人物进行重新审视与端详；另一方面选取了马叙伦经历中最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构剧，展现了历史洪流中的个人命运选择，从而在塑造出主人公风骨凛然的铮铮气概的同时，揭示其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艺术地再现了人物历史和形象的完整性与立体性，实现对其主要事迹与性格特征的高度概括，使之形神兼备、血肉丰满地站在观众面前，带来了巨大的艺术冲击。

　　将夫妻情、战友情和兄弟情作为塑造人物、支撑剧作的主轴和依托，是这部话剧的亮点和看点。如对青年马叙伦与妻子王瑛之间的夫妻情，就描绘得极为有趣、巧妙和精准。新婚之夜，本计划逃离包办婚姻的马叙伦在揭开盖头一瞬间发现，新娘竟然是他曾于一瞥之间长留心中的“梦中人”，于是剧情在其先是愤懑，继而错愕，再而惊喜的过程中陡转。当马叙伦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妻子表现出对其既担心又埋怨的真诚姿态，在两人龃龉之间，一位与丈夫相濡以沫、内心博大的女性形象得以充分展现，同时衬托出主人公铁肩担道义式的大无畏精神，使该剧在抒发人物情感的过程中，显示出温暖人心的感染力。

　　与李大钊的挚友情是话剧《马叙伦》最为核心的情节。该剧以对谈式、思辨性的艺术表达，深刻反映出两位革命者在追求进步、寻找救国道路时所具有的不同认识和作出的不同选择；以富有热度的笔墨写出了两个卓越人物非凡的胸怀、见识、品格和境界，又在同气相求中写出了两人的和而不同。当革命前程尚处于混沌黑暗中摸索时，马叙伦还不能十分理解李大钊主张的俄式道路。然而李大钊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宽阔胸怀和坚定信念及其主张无疑深刻地影响了马叙伦。当中国人以所进行的伟大事业证明了这一切时，马叙伦逐渐明白和认清了什么才是实现救国救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正道”，也才有了后来民主人士们“涓泉归海，万水朝东”的大趋势。这一句发自内心、激动真挚的呼唤，竟是那样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可以说该剧为我们真实生动地勾勒出了一个民主人士认知与行动的清晰发展轨迹，令人信服。

　　对与顾三和的兄弟情的描写是该剧最成功、最有深度的地方。二者的关系是一条有力的贯穿线索，也是鉴照马叙伦精神品格的一面镜子。两人原是义结金兰的兄弟，情同手足。时过境迁，当马叙伦暂栖于上海法租界靠办一小书店为生时，身为日伪教育部长的顾三和找上门来，就有了一个起伏跌宕、富有层次的戏剧桥段。两人久别重逢，相谈甚欢，似乎一切如常。然而，当顾三和说出要马叙伦担任日伪统治下的北大校长时，却遭到了断然拒绝。剧中对于顾三和的形象塑造并非脸谱化、漫画化的，而是既体现了他对老友安危的担心，又呈现出他面对民族大义做出的错误选择。两人的志向与境界的相左则体现出马叙伦宁折不弯的秉性与境界和决不妥协事敌的坚定果敢、凛然气节。在这样一位民主人士身上，张扬出的正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义薄云天的浩荡气概。

　　话剧《马叙伦》将对这三组人物、三种情感的设置和处理置于中国现代史的特定时代背景中，反映出主人公马叙伦面临国与家、生与死、情与义的抉择，在奋斗追求、困惑苦恼和抗争奉献中，形成既坚如磐石又柔情似水的精神风貌和人格境界，因此具有了坚实的历史质感、生活肌理和艺术气韵。在导演的精湛手法，编剧对台词的精准把握，浙话演员的精彩表演，以及精心的音乐创作和舞美灯光等化服道效的运用下，《马叙伦》成为一部质量上乘、让人走心感动的话剧艺术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