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要想长期执政，必须有铁的纪律。在的历史上，也曾有许多忘记革命初心、自甘堕落的干部。比如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就闹得沸沸扬扬，可毛主席还是挥泪斩马谡，指示河北省高院对刘青山、张子善明正典刑。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苏区时期，失手杀人的陈伯钧得到的惩罚只是四十手板。那么对这种一个“杀人犯”，毛主席为何会对其网开一面，还封他为开国上将呢？

　　1910年11月26日，四面环山的四川省达县河市坝村一个清苦的农民家庭传来了几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

　　这家父亲看到孩子白白胖胖、身体强健，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赶紧给祖宗牌位上了一炷香。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一，父亲就给孩子取了个陈伯钧的名字。

　　小时候的陈伯钧家里尚有几亩薄田，经济条件在村子里还算殷实之家。六岁时，陈伯钧在父亲的带领下，进入本村一所新式小学读书。在学校，陈伯钧成绩不错，读书用功，尤其喜欢看《三国演义》这类的小人书。

　　等陈伯钧长大13岁，便考入了第四师范学校。放到现在，恐怕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但对于那时的中国而言，这种越级上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一来是民国的学制短，二来陈伯钧也的确是天赋异禀。

　　在师范学校，陈伯钧开阔了眼界，时时刻刻关心国家大事。面对处于水生火热的民众，陈伯钧也想做一个时代的弄潮儿。

　　暴力是开创秩序的重要手段，获取暴力的唯一方式是参军入伍。1927年1月，在的宣传下，陈伯钧来到九省通衢的武汉，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院第一大队。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院还有一个名字——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这里曾是许多女红军的母。陈伯钧来这一个地区，可真是来对了。原因很简单，陈伯钧在这里见到了。

　　那一天，作为的代理宣传部长，特意接受邀请到学校进行演讲。一上台，就操着浓重的湖南腔侃侃而谈，述说着和社会主义的真谛，又告诫军校学员们革命的初衷。

　　还是个毛头小伙的陈伯钧立即就被的渊博学识和平易近人的风度所感染，成为了小迷弟。

　　这之后，陈伯钧于五月份参加了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因作战勇敢、冲锋在前得到了组织的认可。不久，陈伯钧就在咸宁加入了，有了一个明确的政治身份。

　　这一时期，弥漫全国各地，陈伯钧能在此刻入党，足以说明其革命初心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香车美女，而是为了心中信仰、天下苍生。可是部队，陈伯钧是呆不下去了，接下来该怎么去办呢？

　　思来想去，陈伯钧决定了，去找。9月份，陈伯钧参加了领导的秋收起义，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3营6连1排排长。

　　非常信赖陈伯钧，上井冈山时，交给了陈伯钧一个重大的任务，即改造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

　　然而，年轻气盛的陈伯钧太过莽撞，没有领会搞好同井冈山本土势力的关系，执意要推进土地革命。

　　这种做法引起了袁文才的手下谢角铭（也就是袁文才的大舅哥）的不满，双方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

　　闻讯后，只好将陈伯钧调离，对事件进行了冷处理。等红军在井冈山站稳脚跟，陈伯钧还是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教导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可没过多久，陈伯钧又惹出了一场风波。

　　1928年初，红军战士们还沉浸在春节的气氛中，这是他们上了井冈山过的第一个春节。

　　没了的袭扰，又有了落脚地，红军战士们紧绷的弦终于能松一松了。一天，陈伯钧在和战友吕赤交谈时，半是炫耀、半是讲解地拿出了自己的手枪。

　　就在把玩的当场，不曾想手枪竟然走火了。陈伯钧不小心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划破了天空的寂静，子弹以惊人的速度穿过了战友吕赤的身体。陈伯钧眼见吕赤口吐鲜血，却无能为力，只得埋头痛哭。

　　但彼时正是用人之际，何况陈伯钧也是无心，再加上爱惜人才，就说：“人死不能复生，做好善后工作，不能因为牺牲了一个吕赤，又搭进去一个陈伯钧，不然工作就没人做了。”

　　于是，陈伯钧侥幸留下了一条性命，被判处了打手心一百下。行刑的过程中，有不少战友都为陈伯钧求情，打到第四十下（也有说二十下）就没再继续执刑。

　　得了教训的陈伯钧也成长了不少，专心从事军事。1930年12月，陈伯钧被、朱德委任为红三军第7师师长，投入了第一次反“围剿”战役。

　　这一战，陈伯钧没有辜负朱、毛二人的信任，按照“诱敌深入”的方针，指挥部队勇猛穿插，攻入第18师，活捉了该师师长张辉瓒。

　　即便如此，陈伯钧还是不计个人荣辱，率领红13师6000官兵，连续打了10余场小胜仗。

　　即便没有扭转战局，但也有力地支持了在政治上的不利地位，以至于看到战报后，长舒一口气，称赞道“13师万岁”。

　　长征一开始，陈伯钧就率领13师阻击西方后侧的部队。他采取了运动防御的战法和敌人绕圈子，掩护了红八军团渡过湘江。

　　遵义会议时，红五军团依旧是担任掩护的任务。此时的陈伯钧腿伤复发，但因战事紧张，陈伯钧伤势未愈就重返五军团，掩护了全军在太平渡之间四渡赤水。因战功卓著，红军内部都称呼陈伯钧为铁流后卫的“铁”。

　　除了军事上，陈伯钧有着耀眼的表现，在大是大非的政治上，陈伯钧也是无可挑剔，坚持跟着中央。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由于形势的发展，红军分成了左、右两路大军。陈伯钧就在分兵期间，暂时离开了所在的红一方面军，来到了左路军第9军任参谋长。

　　可是左路军的骨干是红四方面军构成，对于陈伯钧的空降，有部分将领打心眼里并不心服口服。另外，对于中央的命令，左路军也是敷衍了事。

　　作为红一方面军的老人，陈伯钧气不过，直接面见左路军的负责人。并提出了要求：“采取比较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流言蜚语，以团结大家，挽救危机……”。

　　左路军负责人对陈伯钧是表面敷衍，说：“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未完全解决。若要完全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只是现在两军不在一处，不能及时办理。”此后，陈伯钧被逼着离开了红九军。

　　1936年7月份，陈伯钧来到了红二方面军六军团任军团长。陈伯钧便和王震携手，征战了数月，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0月18日红中央红军一军团胜利会师于甘肃老君坡。

　　信中写道：“伯钧，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们都很想念你。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同努力！”

　　要知道这是在长征期间写给手下将领的唯一一封私人信件，出于重视，还加盖了极少使用的图章，由此也能看出十分挂念陈伯钧。

　　次年5月9日，陈伯钧跟随朱德游玩清凉山，来到了毛主席居住的窑洞。久别重逢的两人，面容都憔悴了不少。陈伯钧一见到，失声痛哭，也赶紧上前，握住陈伯钧的双手，拉着他坐在了小板凳上。

　　十多年前的“小迷弟”陈伯钧满脸风霜，眼神却异常坚毅。看着陈伯钧的成长，也是非常欣慰。

　　谈话间，陈伯钧述说了一路的艰辛，并提到了党的团结问题。则表示：如今是要摆脱困境，依旧是主要矛盾，还让陈伯钧好好休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中。

　　1938年6月，政治上的稳定也减少了军事上的冲突。考虑到陈伯钧的特长，将他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训练部部长的职务，担负起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重任。

　　建国后，陈伯钧协助组建了南京军事学院。1955年大授衔，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任军事学院副院长，继续从事国防教育工作。

　　1974年2月，陈伯钧因病去世。生前的陈伯钧十分喜爱写日记，这是他早年养成的习惯，后人将日记编为《陈伯钧日记》。

　　日记中既有陈伯钧经历的各种战役，也有军民关系、军事训练的日常，还有根据地教育宣传文化娱乐等活动。因此，该日记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读《陈伯钧日记》的思考》党史研究2002年第4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